数字人民币（下）：中美模式之争与全球货币新秩序

文章转载来源：RWA研究院

在进入中美战略博弈的复杂讨论之前，必须首先对两种数字货币的“第一性原理”进行一次彻底的法理学辨析。

尽管两者在技术表现上，如借助加密技术或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展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这种表象上的趋同掩盖了两者在货币本体论层面的根本对立。要深刻理解这场正在发生的货币变革，必须剥离技术外衣，直击其信用根基、货币层次和法律地位的本质差异。

辨析的起点，可以直接引用全球央行的“央行”——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其2025年年度报告中的核心论断：

“Stablecoins fare poorly on all three criteria, and so they cannot serve as the mainstay of the monetary system.”

（稳定币在所有三个标准上都表现不佳，因此无法成为货币体系的支柱。）

这一权威论断，直接为CBDC与稳定币之间划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血统鸿沟”。

具体而言，BIS 在 Annual Economic Report 2025 中把“能否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干”归结为三项检验：

1. Singleness（货币的单一性 / 可无差别接受）：货币须能被不同主体发行但被普遍、“无条件地”按面值接受（即在结算时以中央银行准备金作最终清算，维持“no-questions-asked” 的单一性）。BIS 指出稳定币是私有发行的 “数字持票工具”，持有者持有的是对某个特定发行人的双边债权，且在二级市场上常出现偏离面值（折溢价），因此无法保证 singleness。

2. Elasticity（弹性 / 能随需扩展的供给能力）：现代货币体系需要在短期流动性紧张时由银行和央行弹性扩展货币/结算资产（例如央行通过信贷、日内透支等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大额实时结算等功能。BIS 认为大多数稳定币的发行需要事先全额支付（cash-in-advance），发行方的资产负债表不能随时扩张以提供系统所需的弹性，因此不符合 elasticity 的要求。

3. Integrity（体系完整性 / 反洗钱与金融安全）：货币和支付体系必须具备遏制洗钱、恐怖融资和规避制裁的能力（AML/CFT、KYC、可制止可疑交易等）。由于公开、无许可的区块链上稳定币可被自持钱包与混币器等工具使用，且发行人与持币人往往并非同一客户关系，BIS 认为稳定币在维护体系完整性方面存在重大不足。

之后，BIS把稳定币作为“数字持票工具”来考察，逐项对照上面三项要求：指出它们：

1. 缺乏中央银行结算/按面值普遍接受的机制；

2. 发行受限于事先资金/无法按需创造流动性；

3. 在 AML/CFT 与 KYC 层面存在漏洞，从而既会破坏单一性，也会带来金融完整性与稳定性风险。

基于这些论据，BIS 认为稳定币充其量可能担任“附属”或受控的角色，而不是货币体系的主干。

要理解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可能还需要借助BIS经典的“货币之花（Money Flower）”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真正的货币由其发行主体（央行vs私人）、形态（数字vs实体）、可得性（广泛vs受限）等维度共同定义。

数字人民币（e-CNY）作为CBDC的典型代表，清晰地位于“货币之花”的核心区域：它是央行发行的、数字形态的、可被公众广泛获取的央行货币。其信用根基直接来源于国家主权，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直接体现。中国人民银行在其2021年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中明确，数字人民币“是央行对公众的负债，以国家信用为支撑，具有法偿性”。

因此，它在理论上不存在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是“基础货币（M0）”在数字时代的直接延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人民币包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且“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这意味着数字人民币与实体钞票一样，其接受具有法律强制性，这是国家暴力机器赋予的最高法律地位。这种地位不依赖于任何市场参与者的意愿，而是由法律直接规定。

相比之下，所有形式的稳定币，都位于“货币之花”的外围区域，是私人发行的、数字形态的“代币化存款”或“电子货币”的类似物。其所谓的“稳定”，并非源于自身的主权信用，而是完全依赖于其背后储备资产的质量、流动性和透明度。

无论是USDT还是USDC，其发行方都声称持有与流通代币数量1:1的美元现金或高流动性美元资产（如短期美国国债）作为储备。这意味着，稳定币只是将已经存在于银行体系内的法币进行了“代币化”的转移和封装，它本身不创造新的基础货币，而是转移已有的货币。因此，稳定币的规模和稳定性完全受制于其储备资产的状况。其信用是一种“抵押派生信用”，因此内生性地、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三大风险：因储备资产质量恶化引发的“脱钩风险”（如USDC因硅谷银行危机引发的短暂脱钩），因市场恐慌引发的“挤兑风险”（如Terra/UST的死亡螺旋），以及因发行方不透明操作引发的“储备欺诈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反复对此发出警告，指出一些商业机构计划推出的全球性稳定币，将给国际货币体系、支付清算体系等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

这种“主权原生信用”与“抵押派生信用”的根本差异，逻辑清晰地推导出两者在货币体系中不可调和的对立。

在货币层次上，CBDC是M0本身，而稳定币是对M1/M2的映射。 前者是货币金字塔的基石，后者则是上层派生品。这直接关系到BIS所强调的“货币单一性（Singleness of Money）”原则。CBDC天然强化了货币单一性，而稳定币因其固有的脱钩风险，天然地威胁着这一原则。

在法律地位上，CBDC拥有“无限法偿性”，而稳定币不具备。 前者是“法币”，其价值由国家强制力规定；后者是“信币”，其价值由脆弱的市场信心决定。在极端压力下，两者的命运截然不同。

此外，从国家主权层面看，IMF已明确指出，由外币（主要是美元）计价的稳定币在一个国家的大规模采用，可能导致“货币替代”（currency substitution），进而引发资本外流、货币主权丧失和金融稳定威胁。这进一步凸显了主权国家发行CBDC以维护本国货币体系稳定和主权完整的战略必要性。

本系列文章所深度剖析的数字人民币，正是CBDC这一理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官方实践范例。其“M0定位”、“不计息”等核心设计，正是对上述货币学第一性原理的严格遵循与现实应用，也为我们理解下一章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以“威胁金融稳定、个人隐私和国家主权”为由，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叫停数字美元（CBDC）项目。紧随其后，美国国会于同年7月通过了《GENIUS法案》，为私营稳定币发行商建立了首个全面的联邦监管框架，在事实上将数字美元的发行权“外包”给了受其监管的私营企业。

这一“退一进”的战略选择，深刻揭示了美国在数字货币路径上陷入的一种自我施加的“战略精神分裂”。美国并非没有看到稳定币的风险——美联储在其《金融稳定报告》中反复将其列为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来源，特别指出了其“挤兑风险”和作为“影子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然而，在“短期霸权延伸”的巨大诱惑与“长期主权失控”的深层恐惧之间，华盛顿进行了一场充满悖论的豪赌。稳定币，这个看似能以最低成本将美元影响力渗透至全球每个角落的工具，正日益显现其“特洛伊木马”的本质。美国的这种两难处境，恰恰为中国选择主权原生的CBDC路径的战略合理性，提供了最佳的反证。

“不劳而获”的霸权延伸

美国为何愿意容忍甚至最终选择拥抱风险重重的私人稳定币？答案在于，稳定币为美国提供了一种短期内诱惑力极大、近乎“不劳而获”的霸权扩张模式。这是一个成本最低、阻力最小的“免费午餐”。

首先，这是一种零成本的霸权扩张。美国政府与美联储无需投入巨额研发与推广资源，以Tether（USDT发行方）和Circle（USDC发行方）为代表的私营企业，纯粹出于逐利动机，便自发地将美元的数字化形态铺设到了全球每一个角落。这些企业构建了庞大的发行、储备和清算网络，将美元的影响力渗透进了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触及的领域，甚至包括其战略竞争对手的经济体内部。截至2025年4月，全球美元稳定币总市值已飙升至约2249亿美元，较2020年初增长近40倍。更值得注意的是，主流稳定币的年度交易额高达28万亿美元，甚至超过了Visa和Mastercard的总和。美国政府坐享其成，见证着美元在数字世界中自我繁殖和扩张。

其次，这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伪装的渗透。稳定币往往以“去中心化”、“技术创新”、“区块链革命”等面目出现，相较于带有明确主权色彩的数字美元CBDC，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具有更低的政治敏感度和更强的隐蔽性。当一个国家的用户采用USDC时，他们可能认为自己在使用一种前沿的金融科技产品，而非直接使用美国的主权货币，这极大地降低了各国政府的警惕性和抵触情绪。这种模式使得美元的数字化渗透不再是主权行为，而变成了市场行为，从而绕开了诸多地缘政治的壁垒。

又是一个“影子”

这份看似美味的“免费午餐”，其隐藏账单却可能动摇美元霸权的根基。正如美联储在其《金融稳定报告》中所反复警告的，美国正在默许一个庞大到“大到不能倒”的影子银行体系在自己体外野蛮生长。这个体系在扩张美元影响力的同时，也成为了可能引发下一场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风险源。

风险之一在于货币主权的“外包陷阱”。当数字美元的发行、储备管理和清算职能被外包给私人公司时，美联储就从一个“货币的直接发行者”，退化为了一个对这些私人公司的“间接监管者”。这种权力的让渡是极其危险的。这些稳定币发行巨头，手握数千亿美元的储备资产，其资产配置决策（主要为短期美国国债）足以影响全球金融市场。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仅USDT和USDC两家发行商持有的美债储备合计就已达1200亿美元左右，可与韩国、德国等国家的持有量相匹敌。更令人警惕的是，当这些私人机构的利率政策可能对美联储的官方货币政策反应迟钝时，这本质上是在美国主权体系之外，催生了一批不受其完全控制的“影子美联储”。

风险之二是金融稳定的“定时炸弹”。一个数千亿乃至未来可能达到万亿级别的稳定币市场，其储备主要配置在美国国债等高流动性短期资产上。我们可以推演一个极端的场景：

一旦某个大型稳定币（特别是那些离岸注册、储备不透明的项目）因信任危机或黑客攻击而发生挤兑，它将不得不在市场上恐慌性地抛售巨额美国国债以满足用户的赎回需求。

USDC因其部分储备存于硅谷银行（SVB）而在2023年3月经历的短暂脱锚事件，已然预演了这种风险。一次大规模的稳定币挤兑，可能直接冲击作为全球金融资产定价之锚的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从而从根基上动摇美元霸权。

同时一方面，不监管，则风险失控。美联储在其《金融稳定报告》中反复警告，一旦某个持有巨额美国国债作为储备的稳定币发生挤兑，其恐慌性的抛售潮可能直接冲击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若强力监管，则可能扼杀创新，并将整个产业“逼向海外”，从而彻底失去控制。

当受监管的、在美有牌照或受州监管的发行人因监管压力被迫终止或限制与大型交易所的合作（例如 2023 年 NYDFS 要求 Paxos 停止为 Binance 铸造 BUSD），核心流动性与发行能力迅速萎缩，交易平台不得不寻找或依赖境外发行者与替代市场以维持业务；与此同时，立法草案若对本土发行人设定比对外国发行人更高或更早生效的门槛（或对外资/境外发行人给予豁免），则会进一步削弱本土竞争力，令发行人、交易所、结算服务与相关人才将重心迁向监管更宽松、牌照更容易获得或税收/激励更优的司法管辖区（例如昂儒昂、阿联酋、百慕大、开曼等）。这种迁移既有短期的市场结构调整（某些稳定币市值被压缩、交易对迁移），也有长期的地缘重塑风险：一旦重要基础设施和流动性远离美国，监管可视性与危机干预能力会显著下降。

更深刻的困境在于，美国官方不敢亲自下场推出CBDC来收回主权。特朗普已多次公开、斩钉截铁地承诺：“我永远不会允许创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他将其定性为“政府暴政”，认为这会让联邦政府拥有“对你资金的绝对控制权”。这种根植于其政治基本盘的、深刻的“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使得美国在国家层面，自断了“官方数字美元”这条最直接、最安全的臂膀。

战略被动

这种深层的两难，最终在现实政治中，演变为一场“战略被动”。2025年5月，被视为美国数字货币战略“亡羊补牢”之举的《GENIUS法案》，在参议院因激烈的党派斗争而闯关失败，便是这一瘫痪最鲜活的写照。

这起事件标志着，美国的数字货币政策已经从“经济与安全议题”，彻底沦为党派内斗的武器。由于深刻的内部撕裂，华盛顿已无法在国家层面，形成一个统一、连贯、前瞻性的数字货币战略。它只能在这种“走一步、退两步”的内耗中，被动地被市场力量和外部竞争所塑造。

并且，美国的选择深受其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禁止CBDC的核心理由——“威胁隐私、自由”，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植根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对“大政府”的不信任。发展由央行主导、可能追踪所有交易的数字美元，在美国国内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阻力。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使得美国从一开始就自断一臂，放弃了“主权亲自下场”这一最直接、最安全的数字货币路径。

于是我们发现，美国的“战略两难”并非暂时的政策摇摆，而是其国内政治极化和霸权护持逻辑双重束缚下的结构性困境，实际上是美国在放弃最优解之后，能够做出的唯一“亡羊补牢”式的选择。美国在其中没有主动，只有“任其自流”，放任市场自发行为的被动。它试图通过监管将这些“野蛮生长”的私人美元网络纳入国家可控范围，但这终究是一种事后追认和间接控制，其有效性远不如直接发行主权数字货币。

在全球数字货币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这种因内部掣肘而导致的战略被动，本身就是一种霸权相对衰退的征兆。它将风险外包给市场，将主权让渡给企业，看似轻巧，实则为未来埋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稳定币这匹“特洛伊木马”，虽以美元之名征战四方，但其最终会把无法预知的风险，带回霸权体系的核心。

中美在数字货币道路上的战略分岔，根源是由其各自的核心国家利益、内在政治体制约束和地缘战略根本处境所共同决定的历史性战略分岔点。

中国的选择是基于“挑战者”的逻辑，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为解决其内外核心矛盾的唯一解；而美国的路径则是基于“霸权者”的保守惯性，最终被动地将数字货币未来拱手让给私营部门的稳定币。

对于中国这个“挑战者”而言，在旧规则下竞争，无异于作茧自缚。因此，发展CBDC（数字人民币）从来都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其“进攻性”破局战略的必然。

这一战略的“矛尖”，指向内外两个核心矛盾。对内，通过数字人民币这一“国家队”入场，才能收复被私人支付巨头事实性垄断的“数据与渠道主权”，旨在为未来数字经济构建一套由国家主导的、可控的全球新基础设施。

对外，则是要“换道超车”，开辟一个不受制于既有霸权的新战场。中国的攻势已清晰可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在纳入沙特后，正持续扩大其“去代理行”的颠覆性影响力；而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一带一路”新十年规划已明确将“数字经济合作”作为核心方向，为e-CNY在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布局，提供了最高层级的战略背书。

相比之下，对于美国这个“守成者”而言，其首要任务是维护而非颠覆那个为其带来巨大既得利益的现有体系。因此，发动一场可能动摇自身霸权根基的CBDC革命，在战略上是“不敢”也“不愿”的。

其战略被动性，根植于三大束缚：首先，是维护SWIFT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惯性，任何可能“为对手抬轿子”的革命性新基建，都会遭到本能抵制；其次，是深刻的内部政治与意识形态阻力，使得“官方数字美元”在政治上毫无共识；最后，是对私人稳定币这面“矛盾之盾”的复杂心态——既想利用它延伸美元版图，又对其“特洛伊木马”的属性充满恐惧。

美国的守势同样清晰：SWIFT组织自身已宣布将在2025年启动数字资产交易试验，其核心策略是“改良旧霸权”，而非“建立新范式”。与此同时，美联储理事及最新的《金融稳定报告》，均公开将私人稳定币列为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源，这充分证明了其对矛盾的内心充满了疑虑和不安。

这场非对称博弈，最终导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架构：

• 中国的“双轨制”范式：它通过“内地CBDC筑基+香港Web3探索”的模式，将“稳定”与“创新”、“风险”与“机遇”进行了精密的隔离与对冲。这使得中国在内地既以数字人民币，作为绝对稳定的、坚不可摧的主权核心，又能通过香港构建了一个负责吸收风险、进行创新的“离岸触角”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正在积极推动稳定币和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RWA）的发展，拥抱全球最前沿的金融创新。

• 美国的“单一依赖”模式： 则是一种相对脆弱的结构。它将国家的数字货币未来，单一地、被动地押注在少数几家其无法完全控制、且内部共识严重撕裂的私人部门之上。这不仅使其在面对系统性风险时缺乏战略纵深，更因内部的政治内耗而丧失了制定长远国家战略的主动性。

在全球数字货币这场充满不确定性的长期博弈中，中国所选择的“双轨制”范式，可能是一种更具主动性和风险管理智慧的更优解。

不存在完美的答案。

最终，我们认为，数字人民币的崛起远非一次简单的货币技术迭代，而是一项旨在重塑未来全球金融权力版图的系统性国家工程。其核心发现可凝练为以下四点：

第一，其战略本质，是构筑数字时代的可信金融新基建。数字人民币的根本目标，不是在支付便利性上与现有工具竞争，而是要打造一个由国家主权信用背书的、以数据安全和交易信任为核心的底层基础设施。这是中国在数字时代维护货币主权、避免金融脱媒风险、掌握金融数据主权的核心抓手。

第二，其破局路径，体现了深刻的“非对称”博弈智慧。 无论在国内还是全球，数字人民币都选择了避开对手优势、攻击其结构性弱点的非对称路径。

对内，是绕开已成红海的C端支付市场，精准切入传统金融工具无法有效解决的B/G端“信任科技”蓝海。其核心突破口在于利用智能合约的可编程特性，开辟“信任科技”的新战场。例如，通过在苏州等试点地区推动政务服务、发放养老金和工资、以及应用“苏智合”等平台监管预付消费资金，数字人民币已经证明了其作为国家级数据与信任基础设施的独特价值。

对外，中国展现了战略智慧，创造性地利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构建了“沪港二元结构”。香港凭借其国际金融中心的深厚底蕴和普通法体系，成为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和数字资产创新的“风险/收益不对称”试验场。

• 上海（底座）：代表着中心化、主权控制、核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内金融稳定。

• 香港（市场）：积极推进CBDC（数码港元）和现实世界资产（RWA）代币化，并建立了《稳定币条例》（将于2025年8月1日生效）这一全球首个全面监管框架之一。香港模式允许离岸人民币稳定币或相关数字资产的合规探索，在受控环境中对接全球加密生态，从而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最大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机遇。

通过“沪港二元布局”这一独特制度优势，实现了“在岸风险控制”与“离岸机遇探索”的完美对冲。

第三，其模式之争，是“主动塑造未来”与“被动应对当下”的根本分野。 这场全球数字货币竞争的本质，是中国作为“挑战者”，通过国家主导的CBDC体系，进行前瞻性、系统性的新范式布局；而美国作为“守成者”，则因其内部的政治撕裂与对现有霸权的路径依赖，陷入了依赖私人部门、缺乏国家统一战略的被动应对困境。

第四，其最终愿景，是向全球输出一套更公平高效的“数字金融公共产品”。 数字人民币的全球布局，最终目标已超越了传统的“货币份额”之争。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所指出的，在全球跨境支付体系问题日益突出、需要“减少对单一货币依赖”的背景下，中国旨在通过mBridge等开放、多边的基础设施，主动参与并塑造一个“更多元”的国际货币新秩序，为全球经济提供一个更具韧性与普惠性的全新选择。

mBridge项目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旨在建立一个联接多国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的“走廊网络”。相比传统模式，mBridge能够将跨境交易时间从数天缩短至数秒，并节约近一半成本，其底层架构采用了“去中心化”设计（在参与方之间）和“乐高模块式”（Lego-Bricks Approach）的合规模块化设计，旨在输出一套以人民币为核心的、高效且不受单一第三方系统限制的金融基础设施。

与mBridge协同作战的是上海国际运营中心的三大业务平台：

1. 数字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平台：旨在补充mBridge的批发业务，解决零售和中小企业层面的跨境支付需求。

2. 数字人民币区块链服务平台（“数币达”）：定位为标准化跨链服务枢纽，提供链上支付服务，将资金流、信息流和贸易流实现链上高效协同。

3. 数字资产平台：最具前瞻性，旨在支持在链上发行、登记、托管和交易合规数字资产，将数字人民币打造为未来代币化经济（Tokenization）的核心结算资产。

这一功能上的系统性部署，清晰地表明数字人民币的终极愿景超越了支付本身，意在成为下一代数字经济的底层结算协议。

现在，无可回避的事实便是，以中美两国为首各自主张的CBDC模式与稳定币模式，在全球的市场竞争下，以9月24号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的正式运营为标志，开启了新一轮更加广阔的较量。

这场较量本质是主权信任与制度/技术信任的竞争。

在这种新范式下，21世纪的国家核心竞争力，将不再仅仅体现为军事力量或经济体量，更将体现为设计、部署并主导全球数字经济底层运行协议的能力。

在这一历史性的范式转换期，观望即是退却，适应性的修补已无意义，唯有前瞻性的战略行动，方能把握先机。

因此，基于前文，本章尝试以三大核心利益相关方为出发点，描绘其未来发展的行动脚步。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当务之急是完成从“项目管理者”到“国家数字金融操作系统架构师”的角色转变。首要任务，是将战略意图通过法律制度和国际标准进行固化，从而输出中国的金融治理模式。

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均强调，任何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成功都高度依赖于一个健全的法律框架，以明确其法律地位和治理结构。目前，数字人民币仍处于试点阶段，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已将“人民币包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的内容纳入其中，但法律的模糊性是整个系统的最大“安全漏洞”。

我们认为，应当尽快推动《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正式出台，乃至于尽快完成《数字人民币法》的立法工作。从国家最高法律层面，一方面，一劳永逸地解决数字人民币作为M0（流通中现金）的法律地位、法偿性以及权责划分。必须清晰界定中央银行作为发行方与商业银行（指定运营机构）作为流通服务提供方之间的风险、责任和成本承担边界。另一方面，由于数字人民币采取“可控匿名”原则，因此立法必须明确监管场景的触发条件（仅在涉及违法犯罪时可调取数据）和数据分级授权机制，确保个人交易记录与生物识别数据的保护等级得到明确规范。这不仅是保障用户权益，也是输出中国“可控匿名”这一创新治理经验的前提。

而在国际层面，面对G20已设定“提升跨境支付”的2027年路线图，以及BIS已提出多种CBDC互操作模型的现实，中国必须利用在mBridge等项目中的先发优势，在这场已然鸣枪的全球规则赛跑中，主动塑造议程，系统性地输出包含中国治理理念与技术标准的“中国方案”。

这反过来又为金融机构的战略转型，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与挑战。商业银行必须深刻认识到，在新的体系下，最大的风险是被“管道化”。唯一的出路，是彻底放弃在C端支付红海中的缠斗，将自身战略从被动的“支付中介”，重定位为主动的“基于智能合约的数字资产服务商”。正如多家银行已在供应链金融领域取得的成功实践所证明的，真正的蓝海，在于利用银行在风控与信贷上的核心优势，与e-CNY的可编程性相结合，去创造全新的、能够解决实体经济“信任痛点”的“智能合约原生”金融产品——从自动化贸易融资、预付消费资金监管产品，到结构化的数字理财、合规定向信贷产品，再到下一代的RWA资产托管服务。

在此基础之上，企业所面临的，将不再是一项需要被动遵从的合规成本，而是一座尚待开采的价值金矿。根据美国金融专业人士协会（AFP）2025年的调查，高达87%的企业从事跨境支付 ，他们最紧迫的需求是优化全球资金管理、降低交易成本和探索新的支付渠道。

其行动路线图清晰地分为两步：短期内，是利用e-CNY及mBridge体系，重塑全球司库管理的资金血脉，获取“效率红利”；而更具想象力的长期愿景，则是将e-CNY的可编程性“内嵌”于核心业务，发动一场深刻的“商业模式革命”。

未来的图景已经展开：

1. 探索按需、实时结算模式：在数字内容消费、物联网（IoT）计费和共享经济等领域，利用数字人民币的原子化（Atomic）结算能力，创造按秒计费、按使用次数付费的“微交易”（Micro-transaction）模式。例如，物联网设备制造商可以利用国产芯片赋予设备数字身份，并通过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实现按使用次数付费的、安全的、可控的自动化结算。

2. 将e-CNY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企业必须将数字人民币视为加速自身支付配套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的契机，并将其与企业数据链、客户关系管理（CRM）和供应链管理（SCM）系统进行深度融合，以获取下一代商业模式的先发优势。

最终，从国家的顶层设计，到银行的产品创造，再到企业的模式革新，所有参与者的行动，都将汇入同一条历史洪流——共同构筑中国在21世纪数字经济时代，那最坚实、最核心的国家竞争力。

作者：赵启睿  编审：赵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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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上最早成立的专业RWA研究机构之一，RWA研究院专注于现实世界资产(Real World Assets,简称RWA)领域，致力于推动传统金融资产与区块链技术的融合。通过深入研究和实践，研究院为投资者与企业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促进实物资产的数字化与代币化，搭建传统金融与数字资产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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